几起几落李宁归来:从连亏3个亿到登上时装周

2018-08-09 12:36 来源:青年创业网

2008年8月8日夜里,万人瞩目之时,他升入高空,环场一周,点燃火炬。那是李宁和李宁公司共同的高光时刻。随后,却是一路跌宕。李宁不得不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代理CEO,落入繁杂的事物之中。时代巨变,追求自由的冠军归去来。他也没有豁免权。

2018年7月28日, 55岁的李宁先生起了个大早赶到鸟巢。他需要在台上做3分钟的讲话,台下是一群5岁的小足球运动员。这是他周末繁忙行程中的一个。时间匆匆,他来不及多做停留。

一晃十年已过。眼前巨大的场馆空空荡荡。比起白天,他更熟悉鸟巢的夜。十年前,他曾每天在这里训练到天明。直到2008年8月8日夜里,万人瞩目之时,他升入高空,环场一周,点燃火炬。

那是李宁和李宁公司共同的高光时刻。随后,却是一路跌宕,李宁不得不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代理CEO,落入繁杂的事务之中。

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奥运“点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隐喻李宁被国家赋予的高光时刻,也隐喻落下之后,才是他和他的企业,把脚放到真实大地上的日子。

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总结奥运后的这十年:“希腊神话般的‘诸神诞生’不再出现,遍地英雄皆凡人,商业回归到世俗的本意,体制突破的戏剧性下降,模式创新、资本驱动和法治规范成为商业运营的主轴。在某种意义上,感性突变的‘艺术时代’结束了,诸神黄昏,理性的‘科学时代’降临。”

时代巨变,追求自由的冠军归去来。他也没有豁免权。

救火

2014年11月中旬,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朗豪坊大楼45层,视野开阔,窗外是平静的维多利亚港,但无人有心情远眺。

会议室内,正紧急召开董事会。这一天,51岁的李宁公司董事长李宁,在离开具体管理职位16年后,再次被推到前台——眼下正是公司的危急时刻。

李宁公司已连亏3年,亏掉了31个亿。李宁面容平静,但股东们的心情不太好。公司元老们早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到李宁家里,劝他出山做CEO。

这些年来,创始人李宁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一位离职员工对《人物》举了个例子:2011年他曾为李宁安排过一次采访,地点就在北京通州李宁公司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结果李宁进去了想开灯,却弄不清楚哪个开关控制哪个灯。“可见他非常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待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面对劝说,李宁岿然不动。他闲散惯了,还是想找职业经理人,挑了两三个,最终相中一个西班牙裔的候选人,要价一年一个亿。双方已经达成意向,马上准备签约。李宁觉得钱是一回事,此人也确实有能力。

公司股东、董事、上下员工,都不同意。元老张向都苦苦相劝:“老板,你不是光对你一个家庭负责,你现在要对几十万人负责。这位西班牙人,首先有语言沟通成本,你说一句,给他翻一句,而且翻得不一定准,这是最大障碍啊。”

十几年来,李宁和自己创立的这家公司刻意保持距离,他不相信个人的力量,却笃信职业经理人制度,从1998年开始放手,他先后聘用了三任CEO。

2012年,他引入私募企业TPG的合伙人金珍君,这位哈佛毕业的美籍韩裔经理人,通晓三国语言,当时刚带领达芙妮走出泥潭。李宁把危机中的公司托付给他和他的团队。两年,金珍君没有上演奇迹。

伏笔早已埋下。金珍君入主不久,就被元老直接在会上炮轰:‘什么你都懂,你都明白,你把这些人都开了得了呗,就你一个人做决策呗。你请那么多O(指CMO、CFO等高管)干什么,就你一个人说话啊?’

另一位元老对这个外籍团队的总结是:“他们的态度就偏离,他们的方法更是错误,所以两年内没有遏制住李宁公司的下滑,反而加速了下滑,坡行变成了陡行。他对公司不了解,请来的全都是英国人、台湾人、美籍华人、美籍韩人,这对公司的文化形成一种严重的扭曲。”

日积月累生长出来的不信任感,往往会在公司文化深处裂出缝隙。这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有强大黏合力量的人。

在危急时刻,如果公司的创始人都不出来,还有谁能救公司?

李宁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吉祥物

即使已经回归公司3年半了,李宁脸上仍有一种疏离感。

7月18日,是李宁公司与代言人、美国NBA球星德怀恩·韦德续约的日子。《人物》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照相机停止拍摄的时刻,站在台上的李宁收敛笑容,两只手局促地晃来晃去。他穿了一款公司今年最热的、找黄牛加价才能买到的‘悟道’球鞋,却搭了一条过长的卡其色长裤,鞋子被遮得严严实实。

副总裁洪玉儒对他这种穿衣风格早已习惯。2014年李宁回归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洪玉儒帮忙挑的衣服。“我要他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裤子。他那裤子,哎哟喂,我说你得这么穿大哥,‘咔咔咔’把他裤腿给挽上了,再把那个鞋绳拽下来。”

多年来,李宁都被公司上下视作一个吉祥物式的存在。对于员工来说,他更像遥远而模糊的精神象征。他出现的形式包括园区内‘李宁交叉’的雕塑、年会舞台上那个遥远的身影,和每个新年一封加油鼓劲的员工内部信。李宁出现的次数之少,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一位设计师面试实习生,两个人出门时遇见李宁,设计师认为是大喜之事:‘你运气非常好,你看前面是谁?可能注定你要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20年前,李宁就开始与公司的日常管理脱离。1998年,李宁到北大上学,把公司交给CEO,自己只做董事长。2004年公司在港股上市,他更是把家搬到香港,陪伴一对子女在那里上学。

他的放手是相当彻底的:只参加一年四次的董事会,每两个月和CEO见一次面,但极少在管理会议上出现。他任命了公司第一任CEO陈义红,但陈离开时,继任者张志勇是陈自己选的。CEO以下的管理层,李宁更不干涉。

在公司遇有重大决策时,李宁会出现,但他不一定拿主意。最著名的故事是,2010年夏天,公司决策层决定换标。他们要放弃那个打上李宁深深烙印的L型logo,换一个更锋利、时尚的——这是后来饱受诟病的决定。但出席了提案会的李宁并不显露喜恶,只推说腰痛复发,问他们:‘我能不能不选?’

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宁带队到四川赈灾。当地许多经销商找到他,抱怨当时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李宁和他们是当年创业打天下时积累下来的交情,曾经互相成就,但即便如此,这些抱怨他也只是听听,几乎不会去和公司高层反馈或建议。

他曾这么解释自己作为董事长的作用:‘结不结婚不是我决定,而是我参与拍板决定;而后具体跟谁结婚,怎么结婚,那就是志勇(CEO)他们的事情了。’

他不是那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创始人。7月23日,他再次向《人物》重申了他的观点:‘我并不想做一个CEO,我是想做一个企业的投资人,或者创业者。’

他打了一个比喻,2014年回归之前,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有两米高,但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有一米九。

比如读书对他很重要,他对知识有近似收集的渴求。1998年他跑到北大法学院读本科,在学校里包了一间房,踏踏实实住下来。法学教授何兵对他印象好:‘十几年前,李宁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听我讲民事诉讼法。他是个认真的学生,每课必到,远远地坐在后面的角落,是个低调的人。’读着法律,他还选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又去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还读了历史系的研究生。当时的北大学生曾在期末考试前,在熬夜复习的牛肉面馆里遇到他,听到他跟同学说:‘这道题肯定考。’

他对体育比赛始终很有兴趣。作为曾经的体操国家队队长,他从1990年便开始赞助体操、跳水、乒乓等几支国家队,每逢这些队伍有重大国际比赛时,他常常亲临现场,与队员教练们在一起。李宁回归公司后,他的一位前员工去丹麦出差,正赶上李宁公司赞助的运动队在当地比赛。大使馆的人说,李宁会来看比赛,这位前员工马上给他发短信,李宁回复他,公司太忙了,这次没法来了。

射击队商业化程度不高,不挣钱,但早年许海峰找到他要赞助,他二话没说答应了,让许提要求。队友李春阳、师弟李小鹏、师妹毕文静,都先后在李宁公司任职。一直到现在,他的朋友还多是体育圈里的人。

高光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李宁一生始终和体育深度缠绕,他的性格和人生关键时刻都与此相关。

2008年,是他离开赛场之后的人生高光时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之夜,在苦练一月、瘦了10斤之后,45岁的李宁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被威亚吊起,在鸟巢上空绕场一周,引燃主火炬。

提起当年那一刻,他更愿意把万众瞩目的荣耀,降到自己为了克服恐高而进行的严苛训练,‘我眼睛始终盯着我的手,把我的世界压缩得很小,我就只做我的动作。’

这个荣耀把18岁的李宁公司推向了最高点。对手的反应,最能说明此事的强烈程度——李宁刚点完火,北京奥运最大的赞助商阿迪达斯就去国际奥组委、中国奥组委投诉了,当时安踏一位高管还给阿迪达斯的市场总监发去短信:‘你是不是得跳楼了?’

更直接的回馈是市场的反应。2009年,李宁公司实现净利润39.7亿元,同比上涨23.3%,它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首次超越了阿迪达斯。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世界将变得更加开阔自由。这段时间里人们做的选择,往往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所在。

透过李宁这时候的选择,能勾勒出一个自由心性的李宁。也许是2008年的点火者形象让他更坚定了自己在商业之外的选择——国家和责任感又一次击中了他。

奥运后,来找李宁的事情无疑更多了。一位曾在2008到2011年间为李宁打理公共事务的前员工告诉《人物》,李宁不像其他企业创始人,他并不愿意参加商业性很强的活动。把什么活动推给他合适,把握分寸是非常难的,但有一点,‘他确实更愿意做一些和国家相关的事情,这时候他会愿意听你安排。’

2008年后,他作为亲善大使,跟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出国访问,到过莱索托、孟加拉、柬埔寨,有些地方环境恶劣,出发前要打许多针疫苗。但李宁非常乐意做,他那是代表中国,所到之处都会有中国大使出面会见,而他向驻在国民众发放的每袋粮食上都有国徽,这些是他在意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李宁参加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活动

受访者供图

数次与李宁同行的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新闻官许楠印象很深,李宁探访粮食援助项目时格外专注,他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很感兴趣,言谈间会很想知道联合国其他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在同行人看来,这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外面很‘闲’,没有什么公司的电话要打,关于生意,一口不谈。

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会健康大使,开幕之前排主题歌,他也愿意去上两三次。

公司品牌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张向都记得,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想成立一个运动员基金,用于退役运动员的安排,他们约李宁在国家体育总局边上的天坛饭店见面。一位局长提出,希望李宁能投200万,李宁想了想说,他投2000万。局长没听清,问了两遍,没错,就是2000万。

那位曾经为李宁安排公共事务的前员工,是这么理解李宁的:‘他当运动员时,每一场比赛都代表国家,这是一以贯之的教育,在赛场上听到的国歌,眼睛里看到的国旗,身上穿的国徽,经典的红黄配色,全部都是跟国家有关系。后来虽然在公司,他也觉得只要涉及国家,就应该把它当成责任来看待。’

也因为这一点,体制内官员对李宁认可度颇高。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告诉《人物》:‘李宁对体育的感情,福建那些企业是没有的。而且体育为国的这种荣耀,不是仅从电视上看到的,他是体会最多的。’

李宁和体制的这种互相认可也给了公司信心,进而让他们做出了更激进的判断。负责政府事务的张向都认为,政府也对李宁公司非常支持,能给到李宁的,在合法合情的局面下,都会首先给到李宁。

那时的李宁公司,上下情绪一片高涨,他们认为扩张是必要的,也想要一个更国际化、更年轻化、更有活力的公司形象。2010年公司换了商标,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新的研发中心开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波特兰。那是球鞋产业的世界‘圣地’,耐克和阿迪达斯都在那里有设计中心。这足可见得当时李宁进军国际的野心。尽管这野心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商业模型之上。

但是很快,命运的馈赠就结束了。过分的乐观最终需要一个偿还。2008年后是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它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

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

对手

一位体育从业者对2008年后的体育产业繁荣有一个比喻:李宁、安踏、耐克都进了电梯,一个在里边跑步,一个在里边做俯卧撑,一个在里边拿大顶。别人问他们是怎么上来的,他们说,跑步、做俯卧撑、拿大顶上来的,其实都错了——是电梯把他们拉上来的。这电梯,指的就是2008奥运刺激下的整个中国体育产业的勃兴。

也正是因为这种蓬勃,体育用品企业都带有一种盲目的热情投入生产。2010年初,整体供大于求,行业颓势已十分明显。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对市场更敏感,很快开始打折,但李宁还在大量生产。

2010年,李宁业绩发生断崖式下跌,净利润暴跌至11.08亿,股价在短短5个月时间内被腰斩。仅2011年,李宁就关店1821家。

时至今日,李宁公司的高管们已经能客观看待当年的‘试错’。7月19日,张向都告诉《人物》,他认为这都是公司战略的问题,盲目扩张、投入,最后形成负债,‘都是自己的事’。

尤其是2008年之后,公司因为战略重心从‘体育’转到‘时尚’,因此选择性放弃对中国奥委会战略合作伙伴的争夺。这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二任CEO张志勇任内错误的决策之一。它不仅意味着李宁失去了一个趁胜追击的机会,还意外地养大了对手——当时营业额还不到李宁一半的晋江企业安踏,拿到了战略合作伙伴资格,迅速进入发展快车道。

世界总是充满吊诡。最看重国家责任的李宁,在2008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最终导致的却是李宁公司因为这认可放弃了自己本来宽阔的道路。

在亲历者的叙事里,安踏为得到这个机会,用心颇深。当时负责竞标的安踏副总裁张涛告诉《人物》,为了和体育总局建立关系,他从2008年春天起,就开始天天去总局‘上班’。他知道要从处级以上领导里边诞生评委,就去敲了几十个处级以上领导的门,给人递一个简历,挨个介绍,‘我来自于安踏,我们是晋江企业,我们生产这个玩意儿。’

他们做标书的团队分为两支,一支明线,一支暗线,‘你不能对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表示信任。’他们最终用了暗线制作的那份标书,临出发前,张涛接到了安踏创始人丁世忠从总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投标的数字。他填好,封好,出了门。在总局门口,张涛还遇见刚交了标书的张志勇,两个人挥了挥手,没说话。

开标时,李宁的价格在6家企业中居于中游,而安踏则远高出所有对手。时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主任的马继龙吓一跳,马上给张涛打电话:‘你们还有机会,后悔还来得及。别像当年的秦池酒在央视砸钱做广告,广告做完了,企业也垮了。’他甚至提出可以写个内部条款,‘万一企业不行了,咱把钱退给人家。’

但这是安踏总裁丁世忠最珍视的机会,他砸锅卖铁也不可能放弃。2008年李宁在鸟巢上空点火时,他就感情复杂地坐在台下。当时丁的多数家族成员都强烈反对花这么多钱,在会上丁世忠就骂了一句晋江糙话,问他们,有没有比这个资源更好的?要有,他们提供,如果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摆在眼前的就是机会。

“他像猎犬一样,一直在寻找这个味儿。”张涛说。

挫折没有就此结束,对李宁公司来说,触动更大的是2013年,安踏以高出他们一倍的价格,拿下了国家体操队的赞助权。体操队是李宁的“娘家”,当时的舆论认为,安踏已经攻破了李宁的禁地,它不仅是为了商业价值,更是为了打压李宁的士气。

2013年开标当天,李宁、张向都、时任CEO张志勇都在李宁办公室等着。中午11点,电话打来,告知安踏中标,李宁只说了四个字:恭喜他们。

提到这件事,张向都至今忿忿。“李宁是一个故事的传承,他是美好的传说。我去了体操队参加的所有世锦赛和重大赛事,每当李宁到的时候,跟教练们、运动员在一起,能说出很多术语。而安踏跟体操有什么关系?”

当时张向都找到体操中心问:“李宁公司赞助23年,这些情感和帮助你们都不算了吗?李宁个人对体操的支持,你们也都不考量了吗?”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的马继龙知晓事情的经过,他告诉《人物》,当年体操中心主任向他解释,为什么后来放弃李宁——不是为了钱,也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就是不是因为安踏的钱给高了我们就给它。也是为了钱,就是说李宁这么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支持,安踏确实没法比。安踏有一种狼劲,就是我一旦进来,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满意,让你觉得我比李宁好、比耐克好、比阿迪达斯好。”

没人知道这次对李宁的冲击有多大。李宁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没有大开大阖的情绪。他的表达谨慎、克制,说什么话都给对方留有余地。采访时,他对此事最严重的表达,也不过是,‘有一点难受’,他说他现在不能常去体操队了,为了避嫌。

但李宁的一位同学曾在某个场合听见过他的感慨:“现在做企业不能再靠经验、感觉和关系了,企业要发展,必将会碰到训练有素的职业选手,所以我们也必须很职业。”

个中况味,里面蕴含的人情,商业,潮起潮落,残酷,也许只有李宁才知道这感受有多复杂。

初期创业  受访者供图

初期创业 受访者供图

善良就够了吗

体操队未中标的挫折不过是严峻商业现实的一种。当时虽未回归CEO岗位,但李宁已经看到了风雨欲来的危机。

不是不着急,但似乎又没那么急。做选择做决定,对李宁来说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

许多员工认为,李宁的气质深深影响了这家公司。一位离职员工给了老东家很高的评价:李宁有中国民企少有的令人愉悦的氛围,因为李宁本人的善良,公司的气质也是不斤斤计较,是相对宽松与自由的。

这种气质真实可感。李宁公司在通州的办公中心,园子宽阔,里面种着樱桃树、柿子树、海棠树,四季都有自家的果子端到员工桌前。园区里还开了职工幼儿园,收费比外面低,员工们可以放心地带着孩子上下班,有上世纪老国企的脉脉温情。在李宁公司的篮球馆上空,高高地、一丝不苟地挂着国旗。

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对李宁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宽厚。即使是在公司最低谷时,李宁和他谈话,反思前几年的工作,也不会批评前人。他会承认以前是个烂摊子,但从不说某个人的坏话。‘你想陈义红,李宁看到他的问题了,没有单刀直入和他谈,而是送他走,把卡帕(李宁公司原有品牌)送给他。后来张志勇折腾,修改logo,一会儿走时尚,一会儿要走国际,左右摇摆,李宁对他这个事儿都不再提,只是往前看。’

有时候,他的大度甚至让人生气。2009年是国庆60周年,天安门有花车大游行,奥运冠军们也在车上。这年已经进入了安踏的赞助周期,他们得穿安踏的衣服,但冠军中也有李宁本人,‘很尴尬’。马继龙记得,当时李宁公司上下一片反对声,说李宁可以不参加也不能穿安踏。李宁说,‘没关系啊,穿安踏就穿安踏,我得去啊,我不去怎么跟体育界交代呢?’后来马继龙怕他太为难,给了他一个国徽,盖住了安踏的logo,才算把事情解决。

在李宁公司初创时期,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波折或竞争。他那时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加身,他的多年好友张健记得,在80年代,李宁从洛杉矶奥运会拿回来三金两银一铜,那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柳州一个小城市有这么一个奥运冠军回来,轰动得不得了。他坐吉普车从火车站出来,沿途全是老百姓在路面上夹道欢迎,抢着就要摸他的奖牌。”

1990年李宁公司创业,向公众征集logo,6000份投稿如雪花般寄来。创业3个月,他便拿下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赞助权。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综合运动会。李宁当时跟组委会说:‘您应该使用国产的、国家的、国内的企业,因为这对国人还是很重要的,对建立我们的自信、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组委会也非常乐意接受他的建议,最后国外的竞争者就没有考虑。

亚运会一役,李宁一炮打响,此后连续四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中国代表团的赞助权。90年代的中国体育市场,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荒原,国外的劲敌还没进来,晋江系尚处萌芽之中,整个中国都是李宁的天下。公司鞋研开发生产中心总经理徐剑光的回忆是,那时李宁的鞋供不应求,工厂的车子拉到仓库都不用卸货,经销商的车直接就搬走了,根本不落地。

但到了北京奥运会前后,行业处境已大不相同。且不说国际对手耐克、阿迪达斯,就说晋江这些品牌,他们是从上百家同类的企业里杀出来的,性格强势。比如安踏总裁丁世忠,对细节锱铢必较。张涛记得,赞助CBA时,丁世忠会盯着电视看安踏广告是怎么露出的。每隔1分半,广告牌有一次三连翻,‘咔’翻过来,丁世忠就拿着秒表掐,掐这个执行是否到位,执行不到位,他就给他助理打电话了。

赞助中国奥委会也是,丁世忠会拿照相机对着屏幕拍下来,“这个,你看,他为什么没穿(安踏)?”张涛每回到厦门总部开会,董事会一大帮股东就会飙当地脏话,用普通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自己花了钱,还要被别人搞。”

为了增强竞争力,晋江商人都抱团。安踏丁世忠与九牧王林聪颖、鸿星尔克吴荣光,私交甚笃,生意上也合作。“比如说采购的时候,哥几个一块采购,采购完回来咱们自己掐。先把别人干倒,咱再窝里斗,这是闽南企业的特征。”这是张涛的观察。

但李宁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商人,也很少有官员,都是体操队的故人,或是早年在健力宝工作时的朋友。一位与李宁熟悉的离职员工记得,每回他去参加公益活动,喜欢叫上一帮朋友,爬爬山,出出国,这种活动他最喜欢。“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他这些年一直在延续这种生活方式,受外界改变的东西很少。”

曾给李宁授课的北大教授王亚非觉得,可能他本身也并不适合做CEO:“李宁个性比较朴实,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适合经商,你能想象他去追债的样子吗?”

这件在巴黎时装周展出的蓝色夹克,复刻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红色领奖服  由受访者提供

这件在巴黎时装周展出的蓝色夹克

复刻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红色领奖服

由受访者提供

归来

李宁的宽厚和疏离似乎需要一个更决然的时刻——真正的死胡同以及别无他法。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后,天儿还热,马继龙接到张向都电话,约他到公司和李宁聊聊。马继龙已经许多年没见过李宁了。走进办公室,他的第一感觉是,李宁年纪不大,已经白发苍苍了。第二感觉是,他是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来了。

谈话间,李宁表达了对公司2009年错失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的遗憾,那时李宁已经明确,公司的定位要重新回到体育上,他希望能与中国奥委会谋求合作——但已经不可能了,奥委会所有权利都归属唯一的赞助商安踏。那是马继龙第一次打包做授权,他不能坏了规矩。

与这场会见几乎是同一时间,李宁引入私募集团TPG,其合伙人金珍君出任公司CEO,并携带团队进驻。2014年底,金珍君辞任。两年时间,尝试失败。

时隔16年,李宁重新出任公司CEO。

那时公司深陷泥潭,资金链几近断裂,他只能全力以赴。调整公司架构、清理库存、改良渠道……丁世忠曾在安踏艰难时留下一年走遍400地级市巡店的佳话,如今李宁也不得不事必躬亲。即使肠胃不好时,他也得和经销商一起喝酒。

他把侄子李麒麟带回了公司。2014年底,一天的下班路上,李麒麟劝他为了公司开个微博,“咱们既然回来了,就要全力以赴去做。”他当时没说话,第二天一早,李麒麟发现他已经开始发微博了。

原来李宁是个大家长,李麒麟12岁去英国读书,李宁告诫他,别老给家里打电话。18岁成年时,李宁一脸严肃地叮嘱:别吸毒,别犯法。然而现在,李宁也要向年轻人学习了。他开始注重产品,愿意听十几岁孩子关于篮球鞋的感受,乔布斯也被他挂在了嘴边。

他关于公司治理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几年来,他笃信职业经理人治理公司,把家族成员全部请了出去。但这次,他不仅对学金融的侄子委以重任,还唤回了一些离职的公司元老回到重要岗位,提拔了老将洪玉儒为副总裁。

时至今日,他不得不否认当年自己坚持的东西,“我也在总结自己过去20多年的发展。好的一面是我们还是给了职业经理团队很大的空间。不好的一面,在中国这种巨变的市场中,我们本身技能也不是很强,这个(职业经理人)模式也不是非常成熟。”

一个人在打翻身仗的时候很难享受。采访期间,《人物》记者也试图找到这3年半来李宁情绪起伏的一些关键时刻,但近20位外围采访对象的答案出奇一致——他们几乎没见过李宁有强烈的悲喜、焦虑,及其他浓烈的情感表达。

公司元老、副总裁洪玉儒觉得,李宁是个特传统、特含蓄的人。他回忆起2014年底,李宁决定把产品全权交给他负责的那个瞬间——他俩站在李宁办公室门口聊天儿,洪玉儒问,‘你想好了吗?’李宁说,“我想好了。”洪说,“想好了就干吧。”就三句话,是他们这代人的情感交流模式。

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李宁的队友、现在的同事李春阳,见过李宁大哭的样子。那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体操男队在团体比赛中以0.1分的差距输给日本队,位列第四,李宁本人也没有拿到奖牌。比赛结束后,他们6个人在休息室里抱头痛哭,声音之大,走廊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时隔20年,李春阳已经变成了穿着职业装的企业高管。当时他年纪小,不觉得伤心,只觉得这样的失利简直不可置信。他还记得李宁当时带着哭腔的自责:“真对不起你们,我伴随中国体操队从1981年开始站上领奖台,从来没离开过。直到今天,因为我的失败,把你们从领奖台上给拽下来。”

那个时代,举国上下神经紧绷,民族情绪随着竞赛结果大起大落。回国后,李宁收到过刀片、上吊绳,还被人称作“体操亡子”。但他们在李宁脸上看不到失落,他很快退役,创办李宁公司,爬了起来。

这样稳定的内心秩序,马继龙认为跟李宁少年时经历竞技体育的摔打有关系,‘他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有掉到地毯上的时候,他(对成败)的认识是最最深刻的。’

打火的人

2018年,10年轮回,走过幽暗低谷,李宁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今年2月、6月,李宁公司在纽约和巴黎各做了一场秀。面目清冷的外国模特穿着的红黄配色的体操服、田径服、T恤衫上写着大大的“中国李宁”字样,印着李宁当年在吊环、鞍马比赛时的照片。那时他还是国之青年,丰逸俊朗,替国出征。

当他再次与国家一起出现,似乎一切都对了。这是60、70、80几代人的奥运回忆,同样符合90一代的符号表达。纽约时装周一月后,李宁公司升值近30亿港元。

2018年2月纽约时装周后台花絮   受访者提供图

2018年2月纽约时装周后台花絮

受访者提供图

时机让人慨叹,当年李宁公司想要争取90后,却失去城池。如今,似乎可以说水到渠成。

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窥见李宁些许柔软的样子。今年6月,他和老友张健回了趟佛山三水。那是28年前他事业起步的地方。他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喝酒,同桌的老友是当年健力宝公司的司机。当年下了班,他们一块儿听邓丽君、谭咏麟和许冠杰的歌,看周星驰的片子。

2014年他回归时,头衔是代理执行CEO,至今“代理”二字还没有去掉。他的员工曾多次试图删掉这两个字,被他拒绝。‘我随时想溜啊。不是我想逃跑,我就是要逃跑,我没想做这个CEO啊。’7月23日拍摄《人物》杂志封面时,摄影师问李宁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他疲惫地嘟囔了一声:“喜欢睡觉。”

原来他也是个爱宴客的人。一位与李宁熟识的公益人士说,经常去他家里吃饭。认识不认识的都有,一堆人。他家在郊外,地下一层宽阔,原本是他的书房,后来改成了大家聚餐的地方。有专门做铁板烧的设备,每回李宁备好食材,请厨师到家里来做,付一些人工费。他来往的人多,但无外乎是国家体操队的朋友、广西省体操队的朋友,以及和公司、生意毫不沾边儿的人。广西的队友每次都住他家,宾主尽欢,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现在这样的日子是一种奢侈了,公司的挑战一件接着一件。刀刃上行走,容不得半点疏忽。他具备了更多的警醒之心。

去年夏天,邹凯要从国家队退役,犹豫要不要离开体制,投身体育产业。在李宁的家里,李宁告诉邹凯,现在已经不是他创业时的那个年代了,资本的力量在更多进入这个行业,再靠自己单打独斗,出头太难。

资本时代,体育早已不是体育用品行业的游戏。

7月,正是公司竞标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商务运营权的决胜时期。过去5年,李宁是CUBA的运营商,篮球是他们最看重的业务。

7月19日上午,《人物》在李宁公司见到负责竞标的张向都,他前一天刚从现场回来,一坐下就开始感叹:‘现在大家对体育资源这种掠夺的感觉,真是孤注一掷。一个学生联赛,我们去年最后一个赛季,两个比赛加一起才4700万,这次光CUBA一个赛季就有出到7000万的。我真没想到。’

当天下午,副总裁洪玉儒也提到此事,“太狠了那帮人,他们根本不是按照市场规模来运营。”

7月30日,另一家公司以10亿的价格,拿下了CUBA接下来7年的运营权,这一金额创下了CUBA商务运营权售卖的新纪录。

对李宁和李宁公司来说,这次竞标失败似乎又是一道坎。

要观察李宁对现行规则的适应程度,最直接的办法是翻开公司的营收成绩单。今年3月在香港的业绩说明会上,李宁宣布了2017年的年度营收:全年毛利41.76亿人民币,2014年这个数字是-7.8亿。

站在台上作报告的李宁,无论是否愿意,现在都是那个创业近30年、中国本土最知名的体育用品公司的实际管理者。

在2008年的高光时刻,媒体曾这样评价他:李宁的身上有着独特的烙印,从他进入健力宝开始,就一步一步离开体制,体验各种人生,最终回归到自由之路。

10年之后,并非如此。田园将芜,英雄也只能归来。他知道公司需要一个领路人,“中国的员工都愿意像盲人一样,他们需要人带路。同时他们像一个蜡烛,需要能把他们点亮。所以你得有一个人去打火,得有一个人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李宁曾经告诉许楠,当年他在国家队,大赛前夜,他经常去爬长城。黑暗中沿着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城墙攀登,能增强他的使命感。现在这对他来说已经太奢侈了。

侄子李麒麟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宁常常在会议与会议的间隙,站在写字台边练字。时间只有10分钟,他就只想偷走10分钟的宁静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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