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有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