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一名青年学者，从一个乡村放牛娃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这便是我这三十九年的成长道路。古云：四十而不惑，明年我就进入了不惑之年，我觉得该是对我这三十九年的人生旅程进行总结的时候。
通过对我这三十九年人生旅程的总结，找寻自己在事业上通向成功的经验与教训，鞭策自己，以便今后更加奋发有为，也鞭策能够读到我这部简要自传的青年朋友们，特别是那些身处逆境的青年朋友们。
一、一切富饶都从贫瘠中来
我生于1964年阴历冬月（11月）15日晨八点钟左右，冬天太阳初升的时候。由于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故小名叫“四娃”。在我上学之前，没人叫我“周广庆”，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四娃”。
我的出生地在湖北省郧阳地区均县（现丹江口市）土桥镇，祖上世代居住于土桥镇上。
我祖父周常德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号为“周秀才”，他常与武当山道士来往，所以当地人传说他会施法术，当地叫“作法”，就像《水浒传》里的公孙胜一样，能呼风唤雨。远近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三教九流都不敢惹他，对他敬而远之。这种传说当然是迷信的产物。因为我曾调查过一些认识我祖父的人，他们都说他会“作法”，但没一个人亲眼看到他做过什么“法”，没一个人见过他呼风唤雨。每年春节或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他都分文不取地给人写对联，当地叫“赐字”。1983年，一位与我祖父有过交往的老人告诉我，整个土桥镇街坊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得到过周秀才的赐字。可惜的是，旧中国医学落后，我祖父英年早逝，1930年死于肺结核（当时叫“痨病”），去世时年仅29岁。
祖父去世时，我父亲周启华只有9岁。父亲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祖母又是小脚女人，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务，不能外出做事，家里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我那年仅9岁的父亲身上。听我母亲讲，祖父去世以后，我父亲带着他弟弟周启善赤裸着身子到处讨米要饭，以此养活我祖母和姑姑。我父亲12岁那年就开始做挑夫，从现在的老河口市（当时叫“光化”，丹江水库修成以前航运十分发达，千帆竞发，直达汉口，当时有“小汉口”之称）挑商货到均县县城（丹江水库修成以后均县县城被库水淹没）和土桥镇上卖给商铺老板，或者挑到武当山卖给道士们。当时挑运的主要商品是食盐，另外是瓷器、洋布等。我父亲一生勤劳节俭，这与他从小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有关。
我母亲陈桂华是陈世美的后裔。陈世美是均县人，清代举人，官至河南知府，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一位同乡秀才到河南投奔陈世美，欲求得一个官职，陈世美没能满足他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他为了发泄私愤，编写了《包公铡美案》攻击陈世美。把清官陈世美描绘成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小人。民间艺人根据《铡美案》编演了《秦香莲》戏到处传唱，以至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陈世美是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代名词。
小说家的文学虚构造成了数百年的历史冤案。万民敬仰的清官陈世美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卑鄙小人。包公是宋代人，陈世美是清代人，二者相距六百余年，六百年前的包公怎么能铡六百年后的陈世美？历史上的陈世美只是中过举人，而戏中的陈世美中的是状元，并且做了皇帝的女婿。这两点差异足以证明戏中的陈世美是文学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南辕北辙，完全是两码事。正因为戏中的陈世美与真实的陈世美是两码事，所以，《秦香莲》戏在均县（清代称均县为均州）一直是禁演的。我舅舅陈胜举告诉我，民国年间曾有一个河南戏班子在均县城演《秦香莲》戏，戏台被砸，演员遭到痛打。均县禁演《秦香莲》戏，自清至新中国建立，已成为习惯。
陈氏家族至今流行着不少有关陈世美的美好传说。比如，传说陈世美又名年谷，因其出生之年久旱无雨，粮食颗粒无收，到处闹饥荒。陈世美的父亲给他取名“世美”，又名“年谷”，希望从陈世美出生以后，年年五谷丰登，世上充满美好与幸福。又比如，传说陈世美为取得科举功名，发奋苦读，让他父亲在河对岸修了一座读书亭，早上天亮即让船工送过河去读书，晚上天黑才让船工接过河回家，天天如此，苦读十数年才考取了功名。我曾写《均县禁演<秦香莲>戏》一文，收录在《楚天文荟》一书中，原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年近九十高龄的吕德润先生看到此文后，曾给我写信，表示极大的关注。
祖先的传说对我的成长起到了精神导向作用，从少儿时期就激励我奋发向上，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特别是在我遭受挫折、身处逆境时，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和不断重新奋起的原动力。
巍巍武当山，清清丹江水，故乡土桥镇山水奇美，人杰地灵，是通向武当山的第一镇。新中国成立以前，土桥镇原是由均县县城通向武当山的必由之路。到武当山朝拜的香客们大多要在这里歇息一夜，第二天鸡鸣起床赶往武当山朝拜祖师爷（真武大帝）。土桥镇盛产烤烟，商业发达，自古是均州地区有名的乡镇。这里民风淳朴，崇尚诗文，家学深厚，我的父系先祖和母系先祖都是书香门第，奉行“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信条。尽管到我祖父、外祖父那一代已经家业败落，但书香余韵尚存，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尤其是外祖父周常德学冠当地秀才之首，为时人所敬重。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土桥镇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因为我在土桥镇只成长了两年。对于一个两岁的幼儿来讲，还处于呀呀学语的阶段，没有记事能力。现在土桥镇已经淹没在丹江水库中，成为鱼鳖之穴。“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又要加高丹江大坝，土桥镇将深深地淹没在丹江库水之下。因此，我将永远无法看到故土的面貌，也永远无法追寻祖先的遗迹。也许正是这样，故土才给了我更多的神秘和想象的空间，使我对故土的一切充满了无限的向往、遐思和想象。
一切富饶都从贫瘠中来。自古以来，均州地区（今之丹江口市）崇山峻岭，土地瘠薄，清清的丹江水（古之“丹水”）流贯其间，哺育了流域内的人民。楚人先祖熊绎受封时“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地狭人少，给楚王进贡时，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进贡的，只好进贡“苞茅”，即酿酒时用于暖和酒坛子，盖在酒坛子上的茅草。但是楚人先祖有一股艰苦创业的精神，他们沿丹江水南下到今之宜城、南漳一带，“辟路蓝缕，以启山林”，建立了“丈地计众，中分天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强大楚国。贫瘠孕育富饶，艰辛造就强者。在瘠薄的土地上创造辉煌的业绩，是荆楚先人叩问大地、挑战天庭的英雄壮举。其不世之功就像巍巍武当山上的金殿一样，俯仰天地，沉浮云雾，穿越时空长廊，伴随着青山碧嶂，留守着古今日月，永驻其金碧辉煌。时至今日，缺土少地的丹江人，在库区的山岭上，用炸药炸开风化的泥岩，制造出新的田地，种植上玉米、土豆、花生、红薯，生养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丹江人。这种利用现代化学工业品的威力开山辟地的壮举，同楚人先祖用石斧“辟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是异曲同工的，堪称人世间从贫瘠中创造富饶的经典范例，激励我们每一个青少年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
二、人生最初几步：
少年当立志，逆境当奋发
1966丹江大坝建成后举家搬迁至今宜城市流水乡黄湾八组，当时叫“新建二队”。这个“新建二队”全是从均县搬来的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保留了以往的特色。由于人多势众，当地人不敢欺压。从1966年到1969年，我就在这样一个移民圈子里度过了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三年。
人的童年，无忧无虑，亲近自然，率性而动，一般来说都是欢快的。我在流水乡的童年也同样是欢快的。汉水边的沙滩上、山岳上、田野里，到处都留下了小伙伴和我的欢笑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
然而童年的欢乐是短暂的。1969年，我们家又从宜城县流水公社搬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二小队。这个队只有我们家和另外一家移民，其余都是当地的老户人家。
作为一种外来移民，我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与本地人不同，遇到困难又缺少亲朋好友的关照帮助，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当地当时称这种现象叫“家大口阔”，“口阔”指被抚养的人口多），挣的工分少，生活更加困难。
从1971年开始，我们家开始发生病灾，直到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去世为止。
悲剧始于1971年我祖母姜秀英病故。我祖母28岁守寡，是旧社会传统的小脚女人，只能做家务，不能从事生产，一生中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那时她与我叔叔周启善一起住在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十小队，我们家住在二小队，相继六、七里距离。记得在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堂姐周贵珍带我去看她，她躺在破被子里，我打开被子一看，见她全身发肿，面部肿得像馒头，堂姐及一群小伙伴吓得一跳，他们赶紧后退，而我却上前推我祖母并喊她：“奶奶，您怎么了”，他吃力地说：“我要喝水”。我给她递水时发现她无法坐起，并且眼睛看不到东西了。那时，我才7岁，只知道害怕，不知道她已生病。第二天她去世了。上大学后，从医书上我才知道祖母患的是肾脏病，肾脏病结束了她60年的凄惨人生。
1972年，我叔叔周启善病故。叔叔周启善12岁参加革命，他是在讨米要饭的路上被李先念的部队收留的，是均县土桥镇最早的少年共产党员。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中许多大战役，包括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战役。在一次突围战中，敌人的手榴弹弹片夺去了他的一只眼睛。由于作战勇敢，成为马营长的警卫员，挂双手枪。解放以后，他成为土桥区第一任区委书记。丹江水库淹没土桥镇以后，他随我父亲一同迁移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被分配到十队，离我们家五、六里。与我祖母和我堂姐周贵珍一起生活。1972年春天，他背着一麻包糠到宜城县城卖，路上被一汽车撞昏，倒在稻田中。当他醒来时发现麻包里的糠撒了一地，是麻包和糠救了他的生命。但从此以后大脑昏沉，秋天即因脑溢血去世。医生说是汽车撞的缘故。他之所以被撞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战争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眼睛缺陷又使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1975年，我父亲周启华病故。他患的是胃溃疡病，因胃溃疡出血过多而辞世。他一生在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中度过。他年仅9岁即失去了他的父亲，挑起了养活他母亲和弟妹的生活重担。12岁就成为一个“娃娃挑夫”，把一些柴米油盐、日常杂用挑到武当山上供给道士们使用。大雪封山之时与道士们住在武当山上。一位好心的道姑见他可怜，曾给他做过几双棉鞋。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看见我父亲起早摸黑，整天都在忙碌着操持全家七口人的生计。记得夏天烈日当空时，他还在挖地或给菜园里的瓜果浇水。一次盛夏中午他在菜园里忙碌时中暑昏倒，我发现后喊来邻居把他抬回。我母亲说我父亲是累死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父亲在宜城县卫生院内科病房只住了四天医院便去世了。为了救我父亲，一天夜里，我把从七里大队借贷的200元用于输血的钱送到医院，途经鲤鱼桥水库，由于夜晚船工停摆回家，我游过近2里宽的水库，差点溺死在水库中。那时我只有11岁。
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又病故了。我父亲病故两个月后她即病倒，最初患伤寒，接着患中耳炎，再后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后确诊为白血病（白血癌）。一年之内，她三进三出宜城县卫生院，中间只在家呆过不足半月。有的医生说她是因大量使用氯霉素中毒而患白血病的。现在氯霉素因副作用太大，是致癌物已在国际上禁止使用。她去世时只有17岁，正处于天真烂漫、豆蔻年华的花季少女阶段。她与病魔抗争了一年，但最终没能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她是一个与生俱来似乎就注定了要承受苦难的农村女孩。1959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她出世了，由于缺奶、缺吃，她多次在母亲的怀里饿得奄奄一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是一个勤劳节俭、不畏艰苦的农村女孩。8岁即承担全家人洗衣服的家务，冬天的冰水把手冻得通红发肿，纤细的小手仍吃力地搓揉着衣服。10岁即上山砍柴，大年三十才迎来了她从鄂西山区砍柴的回归，先是雨加雪，后是鹅毛大雪，头发和全身上下的衣服因雨淋湿透而冻结成冰块。
她是一个由于当时经济和科技落后而成为牺牲品的农村女孩。她12岁辍学回家挣工分，14岁成为生产队打农药的“打药员”，多次农药中毒。住院期间又连续不断地大量使用氯霉素。如果不是农药和氯霉素，或许她不会患白血药。
她是一个美丽清纯、心性高洁的农村女孩。在我父母的五个儿女中，她最聪明漂亮，惹人喜欢，让人爱怜。在一年多的住院期间，她遍读医书，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她说她若能病愈，要当医生治病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