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从永不行贿到赞成宏观调控；从放弃个人股份到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

　　王石

　　口述人简历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9年2月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现任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没想到的是，太太还是卷入一场风波，有一点我一直没有说，太太在那之前在美国出了车祸，几近瘫痪，一直住院治疗，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去炒股。她以前有个账号，一直在做委托理财，有七八十万一直放在证券经理那里，后来新换了一个操作员，可能是业务不熟悉才购进成万科的股票……

　　“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是王石经历一次大悲大喜后的感觉。

　　王石是30年风云激荡中屹立不倒的英雄，然而他挖掘“第一桶金”的时候却差点破产，他以倒卖玉米起家，香港一种鸡饲料发现致癌物质的报道让他倒赔70万元，然而他却逆流而行买下更多玉米，后来一个更正报道又让我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

　　在万科建筑研究中心的办公室，王石向记者讲述他个人以及万科这几十年的历史，这种“逆流而行”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从永不行贿到赞成宏观调控；从放弃个人股份到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王石通过一个个的故事向记者解释，“反常”的背后其实是基于更高更远的判断，而万科也并非他人生的全部，他的讲述让我们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而这一切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和人的解放有关。

　　大悲大喜掘得“第一桶金”

　　我最早的生意是倒卖玉米，香港一种鸡饲料发现致癌物质的报道让我倒赔70万元，后来一个更正报道又让我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

　　改革开放30年中，建立特区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命运的选择。

　　1977年，我从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2元。1983年5月7日，抱着想做点事的想法，我乘广深列车抵达深圳，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谋求发展，但做什么并不清楚。

　　当时中央给深圳特区一些特殊政策，特区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机遇比较多。经调查市场后我了解到，只要能解决运输工具，组织来的玉米不愁没人要，我找到广州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就这样开始了玉米的生意，做三四个月，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只得以30吨玉米 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为什么还敢豪赌？当时我已经濒临破产，不赌不行啊？我也想好了，大不了失败了移民国外做个二等公民。我不相信香港人今后永远不吃鸡，但什么时候开始吃，这是个问题。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还差两天，7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这时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这消息如同及时雨！两家大饲料厂全向我订货，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当时，我来到赤湾港，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辆向正大康地、远东驶去，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

　　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带着两条未能送出的三五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万科在企业经营中，一开始就奠定一条底线：绝不行贿，最初的动因来自倒卖玉米那段时期的一段经历。

　　我的玉米畅销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我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手下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若说“是”，突兀了点；若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哪，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这或许在短期内会遇到问题和麻烦。但从长期来看，市场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时，我们就处于一个很主动的地位。如果说要回顾万科20年的发展，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守住了职业化的底线，无论碰上什么利益诱惑，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

　　进军房地产被指“瞎胡闹”

　　2000万天价拍得威登别墅地块，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万科现在是一家专业住宅开发商，万科进入房地产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特别讲究，那时候什么赚钱做什么，因而进入房地产行业也不意外。

　　1988年的深圳，随着国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时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这年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两千万的高价拍得地块，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我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我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牛犊。

　　万科绝不行贿的底线，也让万科最初拿地非常困难，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税公司的半边工程，地基打下来，没有钱做了，万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价投标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区较多，价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种。

　　地价很贵，怎么办？只有非常认真研究市场。高地价带来高建设成本，万科地产只有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即建高档房、高售价，才能有利润回报，使新拓展的房地产业继续下去，并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的支撑下开展其他业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以建造高档次、高品位的物业，向社会奉献高尚的居住空间为己任，在高起点上树立万科地产的企业形象。

　　万科上海城市花园项目就是一例：1992年8月，万科上海公司拿到一块飞机航线下的地，主要考虑到没有拆迁的麻烦，能最快将房子推向市场，抢占市场先机，结果推向市场后，反应异常火爆，排队的客户两次挤碎了售楼处的玻璃门，交款形成人潮。

　　促使这么多人忽略飞机影响选择万科城市花园是什么原因呢？一般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公司品牌和良好的物业管理。1992年底第一批交付使用，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小区还很好，继续还在旁边扩建，500亩现在快扩到800亩，飞机航线还是很频繁，但已经被接受。

　　高端路线也让万科发展迅速，在许多发展商艰难度日的宏观调控期间，万科地产的规模以平均70％的年均速度递增，到1998年，万科突然发现自己排在了沪深两市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名。

　　朱总理请我当房地产顾问

　　“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我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经历邓小平南巡后的狂热，国家宏观调控泡沫破裂后，真正迎来发展高潮是1998年。

　　1997年11月的一个下午3点，我和深圳五家企业老总到深圳麒麟山庄，朱镕基总理要听取企业汇报。在这次汇报中，我详细对总理说了我对房地产的看法：“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2-3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四……”

　　朱总理沉吟。

　　我继续发挥：“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发展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 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总理：“绝无仅有！”

　　这句话使我荡气回肠。

　　“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片刻沉默，总理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感觉到总理如此认真，我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总理斩钉截铁。

　　“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全场笑声。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