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斌，29岁。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十三年前，就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京城里有个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民工一样，除了希望，一无所有。

　　袁文斌：“剪票口一出来，感觉到北京站以前的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

　　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文斌开始失望了。

　　袁文斌：“这不是农村吗，还不如我们县城，刚开始感觉挺好的，最后怎么是这样呢。”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文斌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文斌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文斌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

　　袁文斌：“那时候我16、17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叫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了蒜，几毛钱一斤，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文斌心里更难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文斌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

　　袁文斌：“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吗，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

　　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文斌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

　　袁文斌：“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就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我们叫眼里面有活。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就马上给你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 ”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

　　袁文斌：“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你干小工一辈子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了要圆自己的梦。”

　　喜欢上雕塑的袁文斌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95年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文斌坐不住了。

　　袁文斌：“白天晚上有活人家不加班，我也加班，因为我觉得我要上学，我要多挣钱呀。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小民工能够轻易拿出的？”

　　袁文斌：“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再说我还有从老家一起来的，我就跟他们借了点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

　　无奈之下，袁文斌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

　　袁文斌：“当时从小庄坐382（公交车）。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有买他的一张票。车上人觉得咱穿的破烂的，是农村的孩子，人家都是蔑视的眼光看你……”

　　袁文斌：“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说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

　　只有靠自己，袁文斌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离招生期限快到了，剩下的1000多怎么办呢？袁文斌只能豁出去了。

　　袁文斌的昔日工友 木海勇：“他准备上学，没有钱上学，然后去卖血。”

　　袁文斌：“马上再有两三天就不招生了，我很着急，正好学校有义务献血，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听说能拿1200，那对我可是钱呀。”

　　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文斌：“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后来才知道，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我当时，有点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靠自己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开始了半公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袁文斌：“我感冒的时候，他连问都不问。我本家一个二叔，给我端了一碗面，烫了一碗鸡蛋，反正也没吃。反正我觉得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上学没错啊……”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他在翻制模型这一块，有很多实践经验。你可以跟他同时合作，哪地方要加，哪地方要剪。”

　　袁文斌：“在美院上课的时候，我是去的最早的一个。”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一边打工，一边上课。他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去。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文斌：“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呢接不着。”

　　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我。”

　　袁文斌：“我爱人每天出去上班。 ”

　　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FS:PAGE]：“每天他在家里看电视，从早上看到晚上。”

　　三个月之后，袁文斌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终于，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

　　胡媛：“我们当时都很高兴。袁文斌他肯定比我还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

　　袁文斌：“价格也不高，两三万。”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

　　胡媛：“三天之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

　　袁文斌：“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反正心里更不舒服。”

　　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工作室。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文斌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袁文斌：“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并且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出来就是石头的效果，但是它是人造的。而且石材的开采，经济上成本比较高。推广起来也就有难度。人造砂岩就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

　　袁文斌的合作伙伴 冯英澍：“我们在招标的时候，一个设计稿，四五个人，两天不能出门。给他们买方便面。我们回回都是第一个送去，全都是最好的效果。”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文斌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

　　成家，立业，今天的袁文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再漂泊，不再是那个贫穷的少年。十三年，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