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根民主的表演背后，“超女”上演了一场财富传奇：1400万的节目冠名收入、7场总决选2000万的广告收入、3000万元的短信收入；湖南电广传媒股价上涨1.24亿元、赞助商蒙牛实现2.5亿元纯利！这种娱乐消费将其商业价值发挥到极限，而这所有财富的起点正是来自于“超女”这一产品的伟大创意———因此，我更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超女”现象。

    “超女”具备服务型产品的一切特征：娱乐大众、满足需求、带来愉悦，产生市场利益回报。“超女”的制造商湖南卫视借此取得了收视率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其娴熟的商业运作技巧———湖南卫视及其旗下的天娱公司已不单单是一家传媒集团，而应被看作是一家精明的娱乐产品加工厂。

    庞大却被压抑或者潜在的表达欲望作为一种市场需求催生了“超女”这个个性产品，在娱乐节目同质化的时代，个性正是“超女”成功的关键。从中央到地方，从娱乐到新闻节目的模仿已将娱乐市场的竞争带入了同质化的陷阱之中：正如所有的同行业老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产品有市场，却无一例外地在为自己的产品销路发愁一样，所有的电视台或某档节目都清楚地知道受众的娱乐需求，却又无一例外地为收视率发愁。

    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及产品价格。在越来越多工业及服务型产品的同质化竞争中，不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决定一切，也不再是信息时代的技术万能，类似的规模、相同的技术实现某种普及或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创意将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

    “超女”的正是创意经济的杰作。当今文化产业的竞争，早已不是谁比谁的机器更先进、谁比谁的技术更高明就能决定胜负的竞争时代，而上升为了创意制胜的时代。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创意经济的时代，谁能够把握市场，并做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意，谁才会是最后的赢家。所有这些都从“超女”的财富传奇中得到印证。

    透过“超女”，“粉丝”找回了那份被压抑或淹没的张扬个性的力量；社会学家清晰地描绘出文明进步带来的利好；文化商人应更清楚地体会到娱乐市场被淹没或者压抑的庞大需求；经济学家更应为创意经济的胜利感到欣慰。（燕赵都市报 文/刘利军）